刘润为:怎样看待谷爱凌现象?

 

  在北京冬奥会的大跳台上,谷爱凌冲天一跳,技压群英、气壮山河。她刷新了人类的刚健和优美,也成了国内外舆论的一个热点。

  一是国籍问题。不错,谷爱凌有一半中国血统,一半美国血统;先为美国国籍,现为中国国籍。目前实行全球化,国别之间人员流动多,这个加入这国国籍了,那个加入那国国籍了,都是很自然的事。

  她过去选择美国国籍,我们给予充分尊重;现在选择中国国籍,我们张开怀抱欢迎;假若将来有一天她又选择了美国国籍或者其他什么国的国籍,我们仍然会像母亲一样洒泪欢送。不唯对谷爱凌如此,即使是对纯种的中国孩子也是如此。

  有谁选择了外国国籍,只要他不从事危害祖国的活动,中国人都是抱有一颗平常心的。有谁责备过乒乓球的“海外兵团”呢?

  自古以来,中国人讲求的是“四海之内,皆兄弟”(《论语•颜渊》),“民胞物与”(张载《西铭》)。意思是说,但凡人类都是天地所生的同胞,世间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(当然,这“胞”和“与”是不包括人类蟊贼和新冠病毒在内的)。

  可以回望一下大唐。玄宗时期,有个日本人叫阿倍仲麻吕,汉名晁衡。他来到中国以后,可以在国子监上学,可以参加科举考试,可以在朝廷当官,也可以回到日本。

  一次,因误传阿倍仲麻吕在回国途中溺海身亡,他的朋友李白还写下《哭晁卿衡》那样充满兄弟情义的悲悼诗句。很明显,这种雍容来源于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。

  只是到了近代,由于当政者腐朽,强盗入室,积贫积弱,中国的不少人才变得自卑了。例如胡适先生就说过:“我们百事不如人,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,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,并且道德不如人,知识不如人,文学不如人,音乐不如人,艺术不如人,身体不如人”,是一个“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”。

  但是,经过180年的奋斗,100年的奋斗,70年的奋斗,中国人已经看到了民族复兴峰巅的霞光,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又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回归,所以我们才在谷爱凌国籍问题上表现得如此放达。

  反倒是美国的无良政客和媒体,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小器与小气。他们指责谷爱凌“背叛了她的国家”,有的甚至干脆骂她是“叛国贼”。

  这样的大帽子扣到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孩子头上,是不是有些“极左”、有些残忍呢?美国不是一直以“自由国家”的模范自诩吗?怎么连一个普通美国人变动一下国籍就不能容忍了呢?

  什么叫“叛国贼”呢?据中国先贤周公说:“毁则为贼”。可见叛国贼,即背叛、毁坏国家者也。

  谷爱凌做了哪些毁坏美国的事呢?一件也没有,怎么就成了叛国贼呢?比较之下,由中国跑到美国去的那个余茂春,却是整天挖空心思地给美国政客出坑害中国的歪点子,那才是货真价实的叛国贼。

  这种人要是搁在大清朝,一定是和洪承畴一样,尽管归顺本朝,甚至有功,也是一定要列入《贰臣传》的。

  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败类,不见有美国任何政客和媒体视其为贰臣,因为他们奉行的是著名的“双重标准”。

  据说,外国人加入美国国籍是必须宣誓的。宣誓在美国与其母国发生战争时,保证站在美国一边。

  你看看,这些美国主子们整天想的是什么?就是发动战争,就是在战争中趁火打劫发大财。这些美国主子们不唯对外国人民如此,对其本国子民也是如此。

  在我们中国,国家是母亲,个人是儿女。而在大资本支配的美国,国家是霸主、是财主,个人是打仗的炮灰、赚钱的工具、搜刮的对象。

  难怪谷爱凌在反“喷”美国媒体时说:“在美国训练怎么了?在美国训练也是我老妈花钱供我的,我不花钱,你们能免费教我?”

  “说我从小住在美国,那是我们在美国消费”。好一个“在美国消费”!网友一看便知,谷爱凌使用的逻辑是从美国政客那里学来的,这在中国叫作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

  想到这里,我真替“伟大的美国”揑一把汗:一个国家把国民关系搞得如此势利、如此冰冷,是非常危险的。长此以往,大致可以断定,今天走了一个谷爱凌,明天后天还会有千百个、千万个谷爱凌出走,终至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

  这个孩子一入中国,便为国家贡献了一块金牌,自然要引发普遍的兴奋。但是也有人说,“又不是我们培养的,吹什么?”说这话的人肯定是一位爱国者。

  金牌是不是综合国力的表征呢?当然是的,因为托起金牌的是一个国家巨大的人力、物力、技术、文化的资源。

  但是证明国家综合实力的又不仅仅是金牌。那个美国女运动员提到中国志愿者时流下的感动热泪,难道比不上一块金牌的分量吗?

  一个冰雪运动不入关的国家而今已经组织起387人的浩大体育代表团,难道比不上十块金牌的分量吗?

  在疫情仍在肆虐之际,把冬奥会办得如此绿色、安全、周到、温暖和精彩,试问有几个国家能够做到?这比不上一百块金牌的分量吗?

  总之,中国需要用金牌证明自己,但主要不是靠金牌证明自己。谷爱凌为中国拿了一块金牌固然让人高兴;少了这一块金牌也无妨,是不必太在乎的。

 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,我们一直反对锦标主义,强调在国际赛事中把深化友谊、展现新中国的新风貌特别是精神风貌放在首位。

  为此,周恩来总理还特意制定了“友谊第一,比赛第二” 的著名原则。只是到后来,稀里糊涂地也搞起锦标来了,结果产生了不少的消极效果。

  我们注意到,国内网友和媒体对这届冬奥会的反应与以往有很大不同:对拿到奖牌的选手叫好,对没拿到奖牌但是拼搏了的选手同样叫好;对中国选手的精彩表现叫好,对外国包括美国选手的精彩表现同样叫好。

  人们关注运动员,也关注提供卓越服务的18万志愿者;关注赛场,也关注赛场之外的绿色、环保和高科技……一句话,我们开始告别锦标主义了。

  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和眼界的变化,折射出来的是经济、社会、文化上的划时代的巨大变化!这实在是民族复兴前夜的一个好兆头。须知,一个眼界狭小、心态猥琐的民族永远不会有太大的出息。

  三是成长问题。据媒体,谷爱凌不但是个冰雪天才,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很有发展潜力。我们希望她在冰雪运动上再创奇迹,也希望她在其他方面长足发展。套用哲学上的一句话说,就是希望她能够实现人的本质力量最大化。

  俗话说:“人怕出名猪怕壮。”宋人王安石有一篇散文叫作《伤仲永》,说的是有一个叫方仲永的孩子,5岁能诗,一时声名鹊起。

  其父在本县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热情接待,还有人花钱来买仲永的作品。其父见有利可图,便天天带着他四处交结、开辟财源,而不再督促他去读书学习。于是就有了仲永之伤:长到十二三岁时,诗已经不如原来做得好,到20岁时,则江郎才尽,“泯然众人矣”。

  应当说,谷爱凌所面对的考验,可是比仲永要严峻得多。在仲永那里,至多是一个县的财主们给他点小钱。可谷爱凌呢,面对的却是资本汪洋大海般的包围。

  资本看待谷爱凌们,就像吕不韦看待秦异人一样,是一种“奇货”,一种可以带来丰厚收益的“奇货”。

  一般来说,资本之于体育明星们,玩的都是“两步走”的法术:在你成功的时候“捧杀”,让你在鲜花、掌声、灯光、金钱中陶醉而飘飘然,无暇也无心继续进取;而当你有了破绽,特别在下次比赛失利后,又来一个“棒杀”,什么脏水、臭水、坏水都要往你头上泼。

  这样的前车之覆,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?对于资本来说,不管 “捧杀”还是“棒杀”,都是有利可图的,因为有流量,流量就是金钱。事情有一而再,甚至再而三,但是不能有三而四了。我们不愿意看到谷爱凌及其他运动健儿再蹈这样的覆辙。

  当然,就运动员及其家庭来说,需要花钱的地方都不少,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出出镜、代代言、挣点钱,都是可以而且应该的,但是绝不可沉溺于此。也就是说,可以利用一下资本,但是不能被资本绑架。对于青年特别是明星青年来说,拥有发展自由、实现全面发展,是远比金钱贵重的东西。

  对此,谷爱凌们应当清醒,谷爱凌们的亲友应当负责,全国一切爱谷爱凌们的同胞也应当行动起来。